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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起義與鄧小平實事求是精神

時間:2019-12-11 10:42:01來源:崇左新聞網-左江日報

  □ 韋強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和活的靈魂,是我黨全部實踐活動的指導思想。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在左右江地區先后爆發的百色起義、龍州起義,是鄧小平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堅持實事求是的一次偉大實踐。通觀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全過程,鄧小平實事求是精神,并非始于改革開放時代,而是早在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實踐中,就已突出地閃耀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光輝。本文試從三個方面探討百色起義、龍州起義與鄧小平實事求是精神。


        一、排除“左”傾干擾,卓有成效地做廣西國民黨上層統戰工作,為黨的統戰思想提供有益借鑒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進行革命,搞好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是勝利的可靠保證。大革命時期,我們黨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了統一戰線,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大革命失敗后,能否與民族資產階級重建革命統一戰線,這是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未能解決的問題。1929年9月,鄧小平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廣西工作后,實事求是地分析、正確地認識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化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轉向,成功地對廣西國民黨左派人物俞作柏、李明瑞進行統戰工作,成為在大革命失敗后,我黨在國民黨左派中開展統戰工作的先河。


  俞作柏、李明瑞是國民黨桂系集團的著名左派將領,在大革命時期,堅持與中共合作的立場,主政廣西前后,表示繼續與中共合作,并請求中共派干部到廣西協助工作。中共中央和中共廣東省委審時度勢,把握時機,從各地調派中共干部到廣西工作。1929年7月起,張云逸、陳豪人、徐開先等40多位中共干部到廣西工作。9月上旬,中共中央代表鄧小平(化名鄧斌),由中央特科交通員龔飲冰護送到達南寧,擔負統一領導中共廣西特委和中共廣西軍委的重任。


  中共中央和中共廣東省委派干部到廣西,主要是做俞作柏、李明瑞的統戰工作,爭取俞作柏、李明瑞支持革命,利用俞作柏、李明瑞的掩護,在廣西的軍隊中開展兵運工作,發展黨的組織,建立黨直接掌握的軍事力量,推動發展廣西的革命形勢。中央的這些決策措施是正確的,為不久舉行的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奠定了組織決策和干部條件。但是,當時由于我黨處于獨立領導革命的初期,中央在派鄧小平等到廣西工作時,在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上認識是不足的,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是阻礙革命勝利的最危險敵人之一”,“國民黨各派完全是反動的”。中央和廣東省委對廣西革命斗爭的指導也存在這種錯誤,名義上派鄧小平、張云逸等來做俞作柏、李明瑞的統戰工作,實際上并沒有把俞作柏、李明瑞當作真正的同盟者看待,而是把他們當作國民黨改組派和軍閥,俞作柏、李明瑞政權是廣西軍閥政府。指示廣西黨組織要徹底實行破壞俞作柏、李明瑞政權的工作路線,指責鄧小平等領導的廣西黨組織“對統治階級某些份子存在有幻想,這不能不說是廣西黨的指導機關中已種下了機會主義的危險根苗”。但是,鄧小平、張云逸等及其領導的中共廣西軍委、廣西黨組織不囿于黨內的“左”傾階級政策,實事求是地分析廣西錯綜復雜的階級關系及其矛盾情況,制定對廣西國民黨左派進行統戰的正確策略,對俞作柏、李明瑞采取團結、教育、爭取的方針,與他們共謀反蔣、反新桂系軍閥的斗爭,幫助他們整頓和培訓部隊,并巧妙地通過中共黨員俞作豫的社會關系,對俞作柏、李明瑞進行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推動俞作柏、李明瑞推行一系列的進步措施。


  經過三個多月的工作,中共在廣西與主桂的國民黨左派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較好的合作,革命形勢迅速發展。桂系首領李宗仁哀嘆:“俞作柏、李明瑞南歸后,為虎附翼,共禍始熾,桂省幾成共產黨之西南根據地。”這是鄧小平等排除“左”傾的影響,堅持正確的階級政策,實事求是地開展俞作柏、李明瑞的統一戰線的結果。特別是對李明瑞給予信任和器重,吸收他為中共黨員,并擔任紅七、紅八軍總指揮。鄧小平等在廣西對俞作柏、李明瑞開展統戰工作的成功經驗,解決了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但沒有解決好的爭取民族資產階級或中間階級為革命同盟者的問題,為我黨革命統一戰線戰略思想體系的形成,提供了極有益的借鑒。


        二、突破“城市中心論”束縛,正確選擇革命立足點,實現廣西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到農村的轉移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進行革命,選擇正確的革命道路是勝利的根本保證。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的革命道路是以城市為中心還是以農村為重點建立根據地,然后實現農村包圍城市,這是當時黨內爭議和艱苦探索關系中國生死存亡的大問題。


  當時,由于我黨對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缺乏充分的認識,照搬俄國十月革命以城市為中心的模式,把武裝斗爭和發展方向選擇在城市,希望通過城市暴動占領中心城市,以奪取全國的勝利。1929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指示廣西黨組織“應立即加緊梧州、南寧及沿梧、邕交通線的職工運動”,廣東省委也明確要求廣西黨組織“必須集中力量注意三大城市(南寧、梧州、柳州)的職工運動”。中央、廣東省委的這些工作部署,完全脫離了廣西革命斗爭的實際。


  但是,鄧小平等沒有盲目地機械地執行黨中央、廣東省委的錯誤指示,而是根據當時廣西的實際出發,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到農村去,開展農民運動,重視在農村積蓄和發展革命力量。1929年9月中旬,中共廣西特委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派黨員、干部到左右江地區開展工作,加強左右江地區的領導。鄧小平等還通過俞作柏、李明瑞同意,推薦十多名黨員和進步人士到左右江地區擔任縣長,使我黨合法掌握了這些縣的政權,從政權上抑制左右江土豪劣紳勢力對農會的進攻。這些措施,有力地促進了左右江地區農運的空前高漲,使左右江地區成為全省革命力量發展最活躍、群眾基礎最好的兩個地區。為后來百色起義、龍州起義打下了基礎。


  1929年9月底,俞作柏、李明瑞在汪精衛改組派的策動下,決定出兵反蔣。鄧小平預料俞作柏、李明瑞倉促反蔣,必遭失敗,經勸說無效。面對風云突變的局勢,廣西軍委、廣西黨組織的領導層中有的主張隨俞作柏、李明瑞去打陳濟棠,有的認為應把隊伍拉到梧州、桂平一帶另圖發展,也有的主張在南寧立即舉行武裝暴動。鄧小平則提出,如俞作柏、李明瑞不聽勸告而參加反蔣戰爭,我們就把部隊拉出去,但不是到蔣、桂駐有重兵的柳州、梧州方向去,也不能在南寧舉行暴動,而是到韋拔群等已經工作多年、群眾基礎較好、蔣桂力量難及的左右江山區去,同韋拔群的農軍結合起來,做好準備,舉行暴動,建立革命根據地。與此同時,鄧小平、張云逸還增派干部率警備第四、第五大隊兩個營去左右江,為我黨掌握警備第四、第五大隊和教導總隊撤往左右江作準備。10月,俞作柏、李明瑞反蔣失敗,鄧小平等當機立斷,將黨的工作重點由南寧統戰兵運轉變為黨所掌握的革命軍隊撒到左右江,準備舉行起義。從而避免了在南寧匆忙起義,重蹈廣州起義失敗的覆轍,實現了左右江起義最為關鍵的一步。鄧小平、張云逸、俞作豫帶領部隊到左右江地區后,自覺地將革命軍隊與農民運動相結合,在分兵圍殲各地豪紳團局和摧毀國民黨政權的斗爭中,進一步發展農會,擴大農軍,改造部隊,建立新型的革命隊伍。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先后在百色、龍州勝利舉行武裝起義,成立中國紅軍第七、第八軍和右江蘇維埃政府、左江革命委員會,創建左右江革命根據地。


  實踐證明,鄧小平選擇左右江地區為武裝起義的立足點,率領我黨在南寧掌握的武裝,挺進左右江地區,與當地的農民運動相結合,實行武裝割據,是完全正確的,在實踐上批判了“城市中心論”的“左”傾錯誤,自覺地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即農村包圍城市,為毛澤東領導開辟發展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新經驗。


        三、正確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把反封反帝斗爭有機結合,把黨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推向新階段


  1840年,英國侵略者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帝國主義開始入侵,中國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在這樣的國度,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被剝削被壓迫的勞苦大眾起來斗爭,爭取自身的解放自由,鄧小平等在領導百色、龍州起義中進行探索,制定反帝運動與土地革命,與蘇維埃政權,與反帝反國民黨聯系起來的正確斗爭方針,領導群眾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進行直接的較量和斗爭,成為我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中最早把反封反帝斗爭有機結合的先例。


  “鴉片戰爭”爆發后,法帝國主義開始入侵左江地區,并在龍州設立領事館,派出領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對左江地區進行侵略活動。法帝國主義入侵左江地區后,他們以中國的封建勢力為統治中國的主要工具,而中國封建勢力則以帝國主義作為生存靠山,互相勾結、壓迫剝削左右江地區各族人民,他們是左右江人民的共同敵人。在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前,龍州的反動派、土豪劣紳將剝削人民得來的錢物存放在法帝國主義把持的領事館和教堂里,受到法帝國主義的庇護。黨在左右江地區領導革命斗爭,爭取民族徹底解放,不僅要推翻封建豪紳地主的統治,打擊國民黨反動統治勢力,而且還要把反帝斗爭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和任務。百色、龍州起義后,在鄧小平的領導下,紅七、紅八軍分別頒布的《目前實施政綱》都明確地提出擴大反帝運動,驅逐帝國主義出華,推翻國民黨政府,建立蘇維埃政府。因此,紅七、紅八軍分兵各縣游擊,協同赤衛軍開展打擊圍殲土豪劣紳團局武裝,開展清匪反霸,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斗爭,發動群眾,組織農會,沒收豪紳財產,分給貧苦各族農民,有力地打擊了新桂系軍閥和地主豪紳的反動統治。從而大長了革命人民的志氣,大滅了反動階級的威風,維護了社會秩序,保衛了新生政權。


  百色起義、龍州起義,沉重地破壞了法帝國主義在左右江地區的根本利益,他們十分恐懼和仇視,不斷向國民黨政府施加壓力,發出“照會”,對左右江地區的革命運動又是誹謗又是威脅,還悍然派飛機入侵左江地區上空進行挑釁和威脅。1930年2月19日,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左江革命委員會召開有1萬多軍民參加的反帝大會,揭露和聲討法帝國主義侵犯我國主權,干涉我國內政,破壞左江根據地革命運動的罪行。大會還發出通電,并用英、法兩種文字電告全世界。大會結束后,舉行聲勢浩大的反帝游行示威,然后沖進法國駐龍州領事館、海關和天主教堂,沒收官僚地主豪紳藏在那里的金銀財物,將法國領事嘉德夫婦、武官、傳教士等6名帝國主義分子抓起來并游街示眾,驅逐出境。與此同時,在紅八軍一縱隊的協助下,崇善縣革命委員會也帶領群眾包圍在縣城的法國天主教堂,逮捕法國神父童鉞,并押送龍州,驅逐出境。


  法帝國主義在左江地區受到打擊之后,揚言要以嚴厲的軍事力量來撲滅龍州蘇維埃。反帝大會后不久,法帝國主義公然派飛機入侵我國領空,當飛機在龍州上空盤旋進行偵察、騷擾時,一架飛機被紅軍擊中,墜毀于寧明縣境,機上人員1人斃命,2人受傷后被俘。法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再一次遭到了嚴重打擊。


  左江革命根據地軍民的反帝斗爭,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評價。3月20日,中共中央出版的刊物《紅旗》發表了題為《赤色的龍州》的社論,贊揚龍州軍民的反帝斗爭是“做了國民黨軍閥政府數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實在是所不愿做的事。實現了中國共產黨之反帝國主義政綱,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紀元,在中國革命的發展將有非常偉大的歷史意義”。


  鄧小平在領導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中,正確地把反封反帝斗爭結合起來,鮮明地舉起推翻封建反動統治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旗幟,領導左右江各族人民與他們進行堅決的斗爭,把黨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推向了新的階段。


  鄧小平在領導百色起義、龍州起義的偉大實踐中,突顯出來的實事求是精神,為后來形成的鄧小平理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這精神對于指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將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作者系崇左市政協原副秘書長、文史學習委主任) 

編輯:崇左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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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左市委書記、市人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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